一张巨大的网，必须在黎明前织好。
我在办公室那张满是茶渍的地图上圈了七个红圈。
敬老院、农机站、林业局、县第二中学、环卫所、煤矿招待所，还有那个穷得叮当响却最好面子的县剧团。
这七家单位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年底了，账上有还没花完的“办公经费”或“劳保结余”，但都没有现钱。
他们和百货大楼一样，陷在这个死循环里出不来。
“苏干事，你这是要搞连环套？”厉野把那一车刚卸下来的涤纶废丝扛进仓库，浑身冒着热气，像刚从蒸笼里捞出来。
那批从福建弄回来的货虽然叫“废丝”，但只要重新拉丝混纺，做出来的手套耐磨得吓人。
“这叫‘债转股’的原始版。”我递给他一块毛巾，指着地图上的红圈，“百货大楼欠我们钱，我们没法给福建那边结账。但百货大楼欠农机站拖拉机款，农机站欠煤矿煤钱，煤矿又欠剧团慰问演出费……这笔账就像贪吃蛇，咬住了自己的尾巴。”
“所以？”厉野擦了把脸，眼神却很亮，他听懂了。
“所以，我们不追着百货大楼要钱了。”我把钢笔帽扣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啪”声，“我们去跟农机站谈，百货大楼欠他们的三万，我们用三万块钱的加厚冬装工服抵。再去跟煤矿谈，农机站欠他们的煤钱，我们用五千双‘军属特供’劳保手套抵。”
厉野愣了一下，随即咧开嘴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股子透着血腥味的精明：“这圈绕得大，但货走出去了。”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，跑断了腿。
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“货”就是硬通货。
尤其是我手里拿着百货大楼盖章的“债务转让协议”，那就像是一把尚方宝剑。
农机站的王站长看着那批做工精良的冬装样衣，摸着那厚实的内胆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；煤矿的后勤处长试戴了那双用涤纶废丝特制的防割手套，当场就想把我的手剁下来留作纪念。
七家单位，七份协议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我推倒。
原本死气沉沉的三角债，被红星厂这批凭空冒出来的产能给盘活了。
机器轰鸣声几乎掀翻了车间的顶棚。
林秀云带着那一帮军属嫂子，没日没夜地赶工。
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宏观经济调控，她们只知道，那些原本要烂在手里的布料和废丝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“抵债条”，而这些条子，最终又能从供销社换回面粉、豆油和肥皂。
然而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
周一的例会上，王秘书破天荒地主动给我倒了一杯水。
“小苏啊，最近红星那边动静挺大。”他把一份还带着油墨味的文件草案推到我面前，语气亲切得让人起鸡皮疙瘩，“县里领导看了很高兴，觉得这是个路子。这不，打算给你们正名。”
我扫了一眼文件标题——《关于将红星军属生产互助组纳入街道集体所有制试点的通知》。
正名？这是招安，更是缴械。
一旦挂靠街道办，那就是集体企业，人、财、物全归街道管。
最关键的一条写在最后：原则上不再保留“军民共建”字样，以规范企业名称。
这是要把我们和军队的那层保护皮给扒下来。
没了这层皮，我们就是待宰的肥羊。
“谢谢王主任，谢谢组织关心。”我双手接过文件，脸上全是感激涕零的诚惶诚恐，“我回去一定好好传达精神，这是大好事啊！”
王秘书满意地点点头，似乎觉得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太嫩，给个甜枣就能牵着走。
当晚，红星厂锅炉房。
炉火烧得正旺，映得厉野那张脸通红。
“熔了。”我指着那个刻着“红星军民共建生产互助组”的公章。
“你说啥？”厉野手里拎着一把铁锤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现在，马上，把它扔进炉子里。”我盯着那个铜质的印章，“明天早上，这世上不能再有这枚章。”
厉野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，什么也没问。
他把那个代表着我们唯一合法身份的铜疙瘩，狠狠地扔进了通红的炉膛。
“滋啦”一声，铜液融化的声音像是一声叹息。
“老赵，那个缝纫机的压脚坏了是不是？”厉野转头冲着正在铲煤的赵瘸子喊，“给我个模具，今晚给你浇个纯铜的！”
第二天上午，如同预料的那样，几辆吉普车杀气腾腾地堵住了红星厂的大门。
带头的是周振国，他身后跟着那个传说中的“打击投机倒把联合调查组”，一个个板着脸，像是来抄家的。
“有人举报你们非法集资，走私原料，搞地下黑工厂。”周振国背着手，眼神像鹰一样扫过院子里正在晾晒的成衣，“厉野，把账本和公章交出来。”
厉野正蹲在台阶上啃一个生黄瓜，闻言站起身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。
他没说话，只是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把大门敞开到了极限。
调查组的人冲进去，翻箱倒柜。
然而，他们失望了。
账本上干干净净。
没有一笔现金交易。
所有的出入库记录全是“捐赠”、“帮扶”、“内部调剂”、“以物易物”。
这是一本典型的“共产主义”账本。
“公章呢？”周振国脸色有点难看，转头逼问厉野。
“丢了。”厉野摊开手，那双满是老茧的手上还沾着机油，“前天那场雪太大，不知掉哪个雪窟窿里了。反正我们也不是啥正规单位，就是一帮没人管的穷军属凑在一起过日子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”
“你这是抗拒调查！”周振国身后的一个科员厉声喝道。
“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”我从人群后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刚写好的信，“我们这里每一针一线，都是烈士家属的血汗。您要查，可以。但请看看墙上那些名字。”
我指着车间墙壁上那张红纸。
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每个军属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牺牲亲人的部队番号。
那不是名单，那是牌位。
调查组的人动作慢了下来。
在这个年代，没人敢在这个名单面前太过放肆，尤其是当着这么多孤儿寡母的面。
就在局面僵持的时候，县委通讯员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，手里举着电话听筒的连接线：“周主任！县委张书记找您！急电！”
周振国接过电话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“是……是……我明白……我们只是例行……是！马上撤！”
他挂断电话，深深地看了我和厉野一眼，那眼神里既有不甘，也有一丝畏惧。
“收队！”
吉普车卷起一阵烟尘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马副参谋长那个火爆脾气，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县委书记的案头，甚至放了狠话：“要是红星厂垮了，明年全省的退伍兵安置现场会，我就放在你们松岭县开！让全省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军属的！”
这顶帽子太大了，谁也戴不住。
危机解除后的深夜，我和厉野爬上了锅炉房的房顶。
手里一人捧着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，那是赵瘸子刚才从炉灰里扒出来的，皮焦肉黄，香得钻心。
“你早就知道他们会来这手？”厉野吐出一口白气，看着远处黑漆漆的县城轮廓。
“体制内的游戏规则，就是这么脏。”我撕下一块红薯皮，“他们要的是听话的狗，不是能咬人的狼。把公章毁了，我们就成了无形的鬼。只要人还在，只要这些军属还在，我们就谁也抓不住。”
“那以后咱们叫啥？”厉野咧嘴一笑，露出那颗尖尖的虎牙，“野砚厂？”
我差点被红薯噎住，推了他肩膀一下：“俗。”
“俗点好养活。”他大笑，笑声在寒夜里传得很远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照例第一个到县委收发室取报纸。
在一堆《人民日报》和红头文件中，我截获了一封寄往市纪委的信。
信封上贴着那一分钱的邮票，落款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红星军属互助组全体成员”。
我心里一动，没拆开，只是对着阳光照了照。
那笔迹我很熟悉，昨晚林秀云在煤油灯下练字，练的就是这几个字。
这是一封请愿书，也是一份万民伞。
我把信揣进怀里，贴着胸口。
走出县委大门时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供销社大楼。
周振国正站在三楼的窗户边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死死地盯着红星厂的方向。
而在他身后，隐约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呢子大衣的男人。
那个男人的身形很陌生，不像本地人，手里夹着一支细长的香烟，姿态优雅而傲慢。
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那个身影，还有那种抽烟的姿势……
我迅速低下头，推着车快步离开，脑海中的“时代档案馆”开始疯狂翻动。
上一世的记忆碎片如同风暴般卷来，我必须立刻查清，1982年的冬天，到底有哪条过江龙游到了松岭县这滩浅水里。
这背后，恐怕藏着比三角债更可怕的雷。